爱美剧

山不在高 flink
水不在深 flink
淡泊明志
flink

爱美剧 > 法律常识 >

《法治周末》2013十治图书榜

文章来源:ADMIN 时间:2024-06-02

  3 《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 德林克•鲍恩 著郑明萱 译 新星社

  4 《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官访谈录》〔美〕布莱恩•拉姆等著 何帆译北大社

  10 《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查尔斯•亚当斯 著 翟继光 译 政法大学社

  两年前采访高全喜教授时,他曾说过:“是时候了,法学与政治学的出场。”法学界的这声吁求,终于在2013年得到了最大的回声:法治成为贯穿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逻辑主线。

  在今年众多的法治文本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无疑是这些众声喧哗的法治图书的依托和底蕴。无论之前还是之后,这些承载每一次、以不同方式表达法治思考的图书,都被这个涉及中国社会整体改革走向的文本所辐射,同时也是对之做出的回应与落实。这是一个法学已经出场了的时代。不甘久坐观众席的法律界、法学界已经承担起固化改革成果、持续改革动力、优化改革路径的重任。

  在这个法学出场的时代,在这个冬阳还能穿透雾霾的年终岁末,我们组织法学家、法律界从业者、独立书评人和我们的读者,在法学图书这块园地共话桑麻,梳理思想和故事,推出今年值得分享、回味、传播的优秀法治图书,以期凝聚更多的共识和新知,推动法治前行。

  《2013十治图书榜》是《法治周末》首次以投票方式推出的法治图书榜单。此榜单的诞生经历了三个过程,首先由独立书评人、法律学者和从业者、图书编辑、《法治周末》读者和法治周末文化新闻编辑部等20余人共同推荐图书50种。其次,由《法治周末》书评人、法律学者和《法治周末》文化新闻部组成的10人第一轮评审小组对50种图书进行投票,产生前30名法治图书榜单。最后,《法治周末》邀请了12位法学家和久负盛名的学术书店万圣书园的总经理刘苏里先生对前30名法治图书进行投票,产生了2013年年度十治图书榜。为此特别说明的是,刘苏里先生的投票结合了今年法治图书在万圣书园的销售情况——这一由万圣书园读者“参与”的投票,更具说服力。同时,为保证投票的公正、客观,参与投票人员的作品如果出现在榜单中,该投票人不得对自己的作品投票。

  在这个榜单中,我们看到了法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权、法治、民主,也看到了法律从业者可贵的法治精神;我们既读到了法治中国不同时代的故事,也遥望了他山之石的风采。我们评选出的是优秀的图书,但我们观察的和关注的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以及所身处的不断改善的法治环境。我们反思过去、总结经验,也不断谈出希望,期待明天。

  年末盘点,心情总是复杂的。董彦斌先生在本年度的法律报告(见23版)中以一句“滚石头上山”描述这一年来的法律人、法律事和法律图书。从2013年《法治周末》十治图书评审的过程来看,这一说法也是颇为恰当的。

  这份很有含金量的榜单是由江平、高全喜、张千帆、徐昕、高鸿均、季卫东、王人博、林来梵、何家弘、张永和、刘星、童之伟12位法学教授和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先生从2013年出版的法治图书中评审产生的。2013年的法治图书出版情况,和以往一样,数量十分巨大,类型也多种多样。然而,真正的精品却需要耐心地细寻。可以说,这10部作品是优中选优,代表着2013年法治图书的最高水平。

  我们看到,榜单中本土学人的作品占据了半数以上。现代法律作为一种舶来品,无法不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无论德先生,还是赛先生,抑或民主,或者具体法治,从技术到理念,都深深依赖着西方的法学和法律实践。尽管如此,本年度的榜单中,仍有6部本土学人的精彩著作。位列榜首和次席的,分别是陈夏红著的《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和张思之著的《我们律师》。这两部著作通过刻画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法律人,描摹着我们这个时代里有关公平、正义和智慧的理想类型。

  《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是2010年那部江平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的姊妹篇。通过对江平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等的采访,引用许多文献资料,以新闻的方式告诉读者“江平和他的时代”的故事。用作者陈夏红在后记中的话说:“与记者采访新闻相比,我更多是在采访历史……我有一个雄心:想让这本人物传记既是文学的,也是史学的,更是法学的……我所能做的,是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工作,给读者勾勒出‘江平和他的时代’的轨迹;向读者展示江平‘出没风波里’的一生。至于江平的是非功过究竟如何,我想把作出结论的机会留给读者。”

  回顾江平和他的时代,也就是在回顾新中国法学涅槃重生和逐步成长的过往。或许我们可以说,经历了带着近乎饥渴的精神、全面学习西方的“青春期”,中国法学已经开始步入成熟的中年时期,开始怀念当年的勇气、单纯和遗憾,并从昨日走过的路中寻找未来。我想,这是13位评审委员让这两部本土学人的作品力压“美国宪法”和“美国最高法院”,占据榜首的重要原因。

  紧随江平先生之后的,是张思之的《我们律师》。张思之同样有资格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平平庸庸,忽已九秩在望。粗躯尚健,毕竟来日无多,浮云晚霞,怎挽夕阳欲坠?回顾漫漫人生工程,难免自问:‘究竟营造了些什么?’”他1947年入学朝阳法学院,1957年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分子,1980年担任“、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的组长。

  在当下的商业大潮中,律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曾一度被视为笑谈。尽管如此,中国律师的对策——用张思之的话说——“在思想上不惧不媚、自爱自重,关键是时时、处处都牢记‘我是律师’而绝不由此后退半步……”

  这样的自觉和自信,足够证明,中国法律人已经开始迈入一个“阅历较多,体会渐深”的时代。

  在榜单中,仍然有4部“舶来之作”。分别是德林克•鲍恩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布莱恩•拉姆的《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官访谈录》、布鲁斯•阿克曼的《我们人民:奠基》以及查尔斯•亚当斯的《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假如仔细观察这4部著作,会发现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时代特征——无论是美国宪法、联邦法院官、民主或是税收与法治的关系,都算得上经典隽永的法律主题。在任何一个时刻,它们都有被反复重温的价值。

  《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是德林克•鲍恩关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联邦制宪会议的经典史传,这场激辩不止、富戏剧性的会议缔造了不朽的政治文献——美国宪法。而这部宪法,造就了当今法律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

  阿克曼的《我们人民:奠基》则接着讲述了美国的发展历史。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会发现,现代美国政府并不是在1787年的那个“神奇时刻”一蹴而就的。恰恰相反,它是两个世纪以来不断斗争的产物。人动的努力,改造了18世纪的建国遗产。用译者汪庆华的话说:“没有这些不间断的革命性改革的努力,美国的18世纪宪法早就将为一系列新宪法所替代——而这正是在法国与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故事。”

  这里所说的世界许多地区,自然也包括宪法数易其稿的中国。这也是为何至今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在中国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布莱恩•拉姆的《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官访谈录》与其说是一部新著,不如说是无数关于官的传奇在新世纪的延续。译者何帆这样介绍道:“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权欲膨胀、物欲横流、民意汹涌,谁来担当中流砥柱?美国最高法院9位现任官与3位退休官首度全体出镜,畅谈司法理念、决策内幕与个人经历。从这里看政府如何提供司法公正,看官如何捍卫法治。”

  和官的贤人治国传说相似的,是关于“无代表则不纳税”的经典主题。查尔斯•亚当斯的《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讲述的同样不是新鲜的话题。如同作者亚当斯所言:“税收是文明的比价……税收和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两件大事……愤怒的纳税人可以成为建立压迫性税收的政府的致命威胁。”以至于中国皇帝“为了维护其合法性,不得不将他的税收政策与孔子和道家的教条保持一致”。即便是专门针对税法的论述,也深深与法治、民主、人权与社会共识密切缠绕,并吸引着中国法律人的眼球。

  如前所说,这4部著作的共同点在于其讨论话题的经典与传统——同时,也揭示了两点小小的遗憾。一是对于欧美世界具体的部门法、法律技术和法学创见,我们似乎不够感兴趣。二是当我们讨论宪法、民主、税制、法治这些重要话题时,我们仍然离不开西方语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过去30年中中国法学始终存在的两处软肋。

  直至今日,我们目力所及的西方法治,仍然是比较笼统模糊,与法律文化、民族性甚至宗教信仰密不可分。这就导致所谓的西方经验,在中国复制或借鉴时,遇到了天然的阻碍。

  同时,当我们试图讨论法律人最为关心的深层矛盾核心时,我们发现中国样本仍然难以作为支撑。 当然,我们在部门法层面,随着30多年来的法律解释学与法律应用学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逻辑。然而,当我们谈到与法治,民主与制衡,人权与公正这些宏大的话语时,仍然需要“一会儿看人,一会儿看云”,并且觉得“看人时很远,看云时很近”。

  ◎如果是滚石头下山该多好多省力,可是,上山才是前进。如果是大家齐心滚石头该多好,可是,有的人是往前推,可能有的人还在往后压,还有的人是在搭便车和看风向

  ◎对这个文本,我以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和落实,而不是过度的赞美或过度的质疑。尽管文本之外,需要改革的事项仍然不胜枚举,或者文本提到的改革目标还不够彻底,但文本中提到的,已经使人感到很不容易

  阅尽千帆,择要而述。2013年法律的人、事、书过眼,我想起了一句话:“滚石头上山。”

  2013年,我最怀念的法律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原研究室主任周道鸾先生。今年秋冬,在写作《司法体制改革沉思录》时,周道鸾先生心脏病发作逝世,终未能完成书稿。我全程目睹了周先生为此书写作而付出的辛劳。那是在今年夏天,周先生说他有一部书稿的半成品,邀我商谈,我读后建议他构建一个对司法改革进行全方位讨论的大体系,他接受建议,便进入极为忙碌的结构搭建和意见征集期。

  为慎重写好本书,他不仅频打电话征求多人意见,还与最高法院、北京市高院的法官与学界分别座谈,可谓紧锣密鼓,远远超出一个老人的体能。我参与了其中的一次,很惊讶周先生年过八旬,为什么有那么旺盛的精力?现在才知,他完全是为司法改革的使命感所感召,即便付出生命也无悔。

  说起来,周道鸾先生应属1949年之后中国从本科阶段培养的第一代法律人,1954年从湖南省委统战部考入刚刚复建的北京大学法律系,从此开启近60载的法律人生涯。本书之所以取名《司法体制改革沉思录》,是因在他看来,此前的很多司法改革只属于司法工作机制范畴的改革,而未进入司法体制改革的行列,这大抵是他60载法律生涯遍览世事的心得。他几次给我打电话,讨论到底是用“止步不前”还是“进入深水区”来描述上一段时期的状况。最终,他因司法改革建言劳累而逝世。

  他必然还在另一个世界注目着我们的改革。我们常说左中右,在我看来,周先生就是“中”的典型,他一生以激情奉献于积极、务实、稳健的追求,其理念和风格值得中国的法官们薪火相传。

  2013年,因滥权和负面新闻而失意的法律人也很多,我最关注的是河北武邑县公安局的史女士。民警也应在法律人之列。在“焦点访谈”记者的秘密拍摄下,史女士面对几次前来补材料的办护照当事人时一脸冷漠、不耐烦和故意刁难的表情展露无遗。这是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不充分时,有权(尽管是很小的权力)人士的经典表情。

  掌握行政权力的人,把并不大的权力转化为手上的“资源”甚至财源,这成了不新鲜的话题。不设置难题,让百姓办事太容易,官员就无从捞取好处;哪怕是无奈照章给你办成,他/她也要让你难受难受,从你的痛苦中获得心理满足。

  这的确是拴在中国人身上的一条条细线。这些细线必须扯断,社会才有活力和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改革之决定,对法律事来说,这无疑是2013年最重大的一件事。就全面改革涉及面和可执行性来说,即便在三百年以来中国史上,能与本决定形成对比的改革文本也不多见。可以说,文本已可进入世界史上渐进改革的优良文本之列。这是学界应当肯定的。

  对的应该肯定,不对的应该批评,这应该是当代知识人对于公共领域事务的基本态度。就其中涉及的法律相关内容来说,我们不仅要看其中的“法治中国”部分,还要看到,里边对政府职能的界定,对不同所有制亦即不同产权的界定,对市场的界定,对尊重公民创造性的界定,都与权利-权力这一基本的法理学命题相关。

  更重要的是,一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并建立相应的宪法实施保障机制,就进一步确立了对于宪法的共识,这扫却几个月来令人颇感困惑的思想雾霾。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个文本的各个部分,都有回应学界多年以来建言的痕迹,这很难得。几项在司法方面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改革计划,就是例证。

  对这个文本,我以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和落实,而不是过度的赞美或过度的质疑。尽管文本之外,需要改革的事项仍然不胜枚举,或者文本提到的改革目标还不够彻底,但文本中提到的,已经使人感到很不容易。

  就社会治理来说,这个文本将“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替换为“社会治理”,也属于积极的改进。在我看来,强调创新和强调改革,代表两种对于旧制度和旧做法的态度。强调创新,意味着肯定旧做法的相当的合理性,从而寻求新做法;强调改革,则意味着直面问题,用勇气去突破藩篱。假如我们把“善”字放在管理和治理的前面,会发现,社会管理创新仍是“善管”,而社会治理,则为“善治”。从善管到善治,强调的是尊重社会的自治能力,一改管多管细却管不好的大政府思维。

  吴经熊的《超越东西方》虽然是2013年再版而不是首版,我依然想谈谈。严格来说,这当然不是一部法学著作,而是一个法律人的自传。尽管1949年后被人遗忘,吴经熊的人生却无疑是出彩的。他写了一系列出色的中英文法理学作品,又著有《唐诗四季》,还译过圣经。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法学教授吴恩裕先生更多被认为是一位红学家一样,在吴经熊的法学作品被重新发现之前,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艺的吴经熊。

  《超越东西方》是一位优秀的法律人写的谈心灵体验的书,然而,对于20世纪来说,最好的心灵体验却是最怆痛的心灵体验,这一点,与吴经熊早期经历仿佛,后来却大相径庭的杨兆龙一定深有体会。杨兆龙和吴经熊同出于美国名校,同获博士学位。当人们乐道于吴经熊与霍姆斯的相交甚深时,杨兆龙也与庞德来往密切。吴经熊之被内地遗忘时,杨兆龙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法律人变成了阶下囚。

  由此,在我看来,阅读《超越东西方》,我们与吴经熊共同回顾他的经历时,我们不能忘却比吴经熊小了5岁的同辈人杨兆龙。由于一生无大坎坷,而又常出没于政要之间,吴的文字,即便是忧愁,也属轻愁,杨兆龙却承载过20世纪真正的苦难。而且,对他的苦难,他根本没有系统谈论的机会。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20世纪以来的法律人著作及其经历细细阅读一遍,整理一遍,才能真正既记住前贤的研究成果,更记住他们的教训和苦难,从而确立不可更改的法政理念。

  高鸿钧教授等人的《英美法原论》是2013年值得阅读的一部较厚的著作。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可以代表当代中国学界之英美法研究的著作。我们听一些汉学家谈论中国问题,常常觉得隔了一层,这是因为他的知识不够系统,也不够透彻。

  反过来说,中国学者谈西方法也一样。假使我们没有占有西方法的原始材料,又对其法律实践不够熟悉,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误读。理念类的东西还好,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社会经验,体会下来,应该相差无几,但是制度形成的细节就未必了。这部书的作者们,就想避免进入此类误区。我们对此当然欢迎而且致敬。我们只是期待此书的商榷之作与超越之作快些问世,学术由此进步。

  高鸿钧早已成名,我这里想说说本书的作者之一程汉大先生。记得在十余年前,我就听友人推荐程汉大的书,认为他的英美法研究十分出色。总体来说,中国有一批像程汉大这样的辛勤耕耘的作者,他们的著作和论文被深埋在书店和图书馆的角落里。事实上,随着大批博士毕业,这样的作者在越来越多。一句不够负责任的“培养质量普遍不高”,伤害了太多窗苦读的中国学人。

  或许,就像“中国好声音”在盲选歌手一样,我们也应该“盲读”作品,读书时先不看作者名字,不必太看重作者的知名度。由此,才会避免知名作者越来越受重视,引用率越来越高,不知名作者越来越不受关注的马太效应。苏力多年前的一篇论文,分析了高引用率的文章与作者,在我看来,就是陷入了这种马太效应之中。

  许章润教授的《坐待天明》是才情之作。许老师有众多头衔,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邓正来先生去世之后,许章润成了天则所近20名理事里唯一的一名法律学人,与吴敬琏、周其仁、张曙光、盛洪等共话天则所事宜。这就是说,许章润属于理论法学界少数的几名跨界者之一,而为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共同接受。《坐待天明》也是跨界之作,本书记录的是一位学者对良治的期许,更记录了许多苦闷和无奈,皆为真诚的发声。

  如果是滚石头下山该多好多省力,可是,上山才是前进。如果是大家齐心滚石头该多好,可是,有的人是往前推,可能有的人还在往后压,还有的人是在搭便车和看风向。

  无论如何,希望我们的滚石,不像西西弗那样,滚上去,石头还掉下来,于是重滚。

  2013年即将落幕,纵观该年度法律图书,本土资源中学术原创性专著式微(即便有,也多以修订版为主),法律/跨界随笔集则大行其道;海外译著则以温故为主,通识普及类读本居多,原创学术类“黑马”寥寥无几。

  学术原创性著作虽乏善可陈,但即便是“整理国故”式的修订版,还是有旧专著写出了新意境。

  作为刑法学界少壮派代表,张明楷年初推出了《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这距离1999年的第一版已有14个春秋。除了比旧版本增添了300余条法谚,诸多内容也作了大量修改,其中又以案例的解读最为精彩。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新案例给大陆法系的法典机器注入了活力,但对其与时俱进的解读又能在古老的法谚中找到依据。这或许正是作者十几年来孜孜以求的,也正是应景、应时的学术界匮乏的品格。将其对刑法格言的解读列入学术专著目录,是因为本书任何一个章节抽离出来都不失为逻辑缜密的学术论文。

  似乎是对张明楷的回应,刑诉领域的陈瑞华推出了《看得见的正义》的第二版,该版本距离首印版已有13年之久。更不无巧合的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通过刑事程序法格言来展开论述。作为学以致用的工具法,刑诉法在法理上要弱于刑事实体法,这在《看得见的正义》中略见端倪,但这丝毫不妨碍本书成为《刑法格言的展开》的姊妹篇。

  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旧式刑诉法“刀把子”、“打击犯罪”、“从重从快”这类话语系统日渐与法治文明要求相悖,公民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被提到议事日程,而程序正义不啻公民权利的大。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权利的大”(李斯特语),那么刑事诉讼法无异于“被告人权利的大”,这可以解释《看得见的正义》初版13年后修订的必要性——和13年前相比,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是进步还是倒退了?本书并没有直接回答,但13年前存在的程序问题当下依旧存在,这也是作者的时代焦虑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专著中还是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比如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一书中对“法治”的祛魅。鉴于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域不平衡性(譬如战争后一个世纪之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元性(一国两制)和复杂性,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一书中贵族法治、君主法治、党治、民主法治的分类弥补了长期以来法制史零和博弈叙述的不足,无异于雪中送炭。

  《法治是什么》并未将“法治”拔高和神话:西周时期有贵族法治,秦朝有重在“治吏治官”的法家法治,秦汉以后有君主法治,黄宗羲为代表的法治诉求在书中被视为“前近代法治思想”,清末沈家本鼓吹的法制改革则代表了君主立宪思潮下满清皇室对西方法治的被动适应,而孙中山身上则体现出新旧转折时代一名资产阶级革命者所具备的驳杂。

  从意识形态两分法,到百舸争流、多元共生的法治生态,少了“刀把子”的霸气,更多了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这在“前近代的‘法治’思想”章节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华法治嬗变中的偶然和必然、阵痛和新生,体现得更加丰满。

  和学术原创著作青黄不接相对应的是法律人随笔的如火如荼。就涉猎而言,涵盖法律、电影、文学、家史、社会等领域。法律人写法律随笔并不稀奇,季卫东、邓子滨、均不失为个中翘楚,但法律人对电影、文学乃至家史坐而论道,实可谓2013年法律图书的奇观。

  法律随笔是一种“接地气”的抵达,在普法上的价值不啻每天中午的《今日说法》。在这个层面,邓子滨《斑马线上的中国》颇具现实关怀。从测谎仪到摄像头,从安检到城管,从示众式审判到因言获罪、跨省追捕,法治十年可谓筚路蓝缕。斑马线是一个绝佳的隐喻,介于安全和危险的暧昧地带。《斑马线上的中国》看似法治话语的启蒙版,骨子里却是法律人呼唤制度文明的振聋发聩之音。

  和《斑马线上的中国》的“接地气”相比,季卫东《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更近乎象牙塔气质,当然,这也和两位作者不同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负笈东瀛的季卫东即使在法律随笔中也不失日本学术训练养成的工具理性,这更凸显了海归法学教授的理想主义性质。

  作为随笔专栏的汇编,《斑马线上的中国》和《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虽有观点,却无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梁治平《法律背后的故事》弥补了这样的缺憾。作为一本法律通俗读物,《法律背后的故事》让笔者重温了高三时阅读房龙《人类的故事》时的快感。既是优秀的文化普及者,又是法哲学大师级人物,梁治平在《法律背后的故事》中实现了这样的平衡。利益、情感、规范、制度、积习、秩序以及其他因素都可能渗透看似无坚不摧、疏而不漏的法律,要了解法律的真相,必须知道法律背后的故事,这也是本书的母题所在。

  《坐等天明》(许章润著)、《孤独的敏感者》(王人博著)这一系列的跨界随笔则体现了另一种可能。不管是法理学者许章润在《坐等天明》书中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是学者王人博在《孤独的敏感者》中神侃文学和电影,都体现了法律人的入世品格。

  许章润、王人博的跨界超出了我的预期。事实上,无论是许章润对坎坷家世的叙述,还是王人博对小众电影的分析,都体现了中年学人和学术现实若即若离的生存状态——越界随笔虽包罗万象,但法律人的理性思维依旧,对公平正义的上下求索依旧。正如前文所言,法律人是入世的,但这在法治未彰的转型期又是举步维艰的:因为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现实焦灼,注定了无缘于“躲进小楼成一统”。

  海外译著中美国一直是参照物,尽管美国是判例法国家,迥异于中国的大陆法系。

  普利策奖得主、专事美国最高法院事务报道30年之久的琳达•格林豪斯,在《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中普及了该院的运作机制:官司如何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官们又该如何判决?首席官的地位为何尊崇?法官助理如何发挥作用?在美国,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这和威权国家正好相反,这庶几可以解释译者何帆在内的法律人以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为法治楷模和参照物。

  美国成为太平洋彼岸中国法律人的集体乡愁,还在于美国是先有宪法、后有国家。共识先于政治国家,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一书即以美国宪法的酝酿、争议和诞生为背景,生动展示了律师、小业主、农场主这些州代表在制定宪法时的角力和妥协。

  该书是鲍恩关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联邦制宪会议的经典史传,被列为美国大中学生相关课程的必读书目。激辩不止、富戏剧性的制宪会议如何缔造出不朽的政治文献——美国宪法,而这部宪法造就了当今世上最富强的国家。建议本书的读者和2005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著)对比阅读,这样更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乡愁。

  一言以蔽之,2013年法律图书以普及良知常识为主,真正学术性原创著作寥寥无几。在喧嚣浮躁的小时代,潜心书斋的治学是清冷的,更显弥足珍贵。

  云南律师,昆明律师,找律师,打官司,法律咨询,律师咨询,委托云南昆明资深律师,重大案律师,知名律师维权,需要婚姻家庭,交通事故,合同纠纷,刑事辩护律师,就上云南昆明律师网